萧军佚文两则

2019-11-12 14:03:39

来源标题:匿名

笔者最近发现了现代作家萧军的两篇遗作,在查阅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萧军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后,笔者确认遗作未被收录,也未提及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传记和参考书。丢失的散文根据《全集》进行分类,应该归入散文集。

第一部是《小说术语(个人意见)》,由田军署名,发表于1937年《中国》第2卷第2期。《中国人》于1937年1月首次在上海出版。这是朱志成编辑、新知书店发行的月刊。它于1937年8月停止出版。这是一份语言出版物。主要贡献者包括周有光、茅盾、曹聚仁、徐懋庸等。,包括翻译讨论、语言大众化讨论、新修辞学理论等。就职演说说:“从‘中文’这个词开始,读者会想,‘这一定是一本专门研究语言和写作的出版物。’你猜对了!但是,请不要害怕“专业”这个词。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读者都应该成为中国学者。《中国人》是一份特别的出版物,这意味着我们不谈论“军队的缩小”或“奶油的制作”,而是谈论语言和写作。这是第一次。其次,《中国人》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文章对公众来说特别不可理解,只能分发给专家。事实上,恰恰相反,“汉语”应该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对作家、翻译家、剧作家、普通话教师、大学生、初中学生甚至会说会写的人都是有益的。“这显示了杂志的目的和宗旨。

“天俊”是萧俊的一个重要笔名,他在1936年出版《八月的村庄》时签了“天俊”。萧军关于小说创作的文章很少,在他丢失的文章中,他从四个方面对小说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般术语、对话、方言和拉丁文字。他认为“一般术语:尽可能简单、清楚、真实、坚实和精炼”,这与他在1938年的《不要走直线的散文集》(第2章:30万文盲)中提到的写作标准基本相同:“第一:适用”。第二:扎实准确。第三:好看。”关于“对话”一词,他认为应该是“真实、生动、不浪费的”...并且尽可能接近一般口语”。在《不走直路的文集》第二章“三十万文盲”中,他还说“文字只是一种符号,是口语的延伸,没有秘密,也没有上帝”,表明他对文学创作的语言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

萧军还表达了他对将来使用世界语的期望:“将来,我们不仅要消除方言,还要用人类共同的语言来写作。”这里的“人类共同语言”指的是“世界语”。《中国人》1937年第1卷第1期转载了鲁迅为“世界社会”写的《关于世界语》文章说:“我确信我赞成世界语。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可以团结世界上所有的人,特别是被压迫者。第二,为了他自己的职业,他可以互相介绍文学。第三,这是因为我见过几位讲世界语的人,他们都超越了那些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第2卷第2期也发表了关于世界语的文章,如胡愈之的《世界语与汉字改革》和郑振铎的《世界语运动》。1942年,萧军在《仍然愿意学习——世界协会墙报增刊》中回忆了他对“世界语”的研究:“学习世界语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开始学习世界语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缺少的文字如下:

自从我写了几部小说以来,我也被问及对小说语言的看法。现在写几个字作为中文的补充。

A.一般术语:尽可能“简单、清晰、真实、坚实、精致”。如果你能用一句话理解,你就不必用两句话。如果你能使用五个单词,你不必使用六个。只有这样,你的每一个词和每一个词才能被铸造成一个自然的整体,别人不可能添加、删除或改变它们。不仅能够做到每一个单词,甚至每一种类型...好像是为你的文章单独准备的。文章中使用的语言应该具有纯粹的排他性。换句话说,假设用来描述一件事情的语言应该让每个阅读它的人都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标准,不可能在一天内实现。

b "对话"语言:小说中的"对话"比剧本中的对话更难。剧本中的“对话”应该由舞台上特定的人来说,在此期间演员的发音能力、对环境的反映以及作为“语言风格”说话的动作可以帮助弥补文本中“对话”的缺陷,并能清晰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另一方面,小说在纸上用一两个单词和一句话来达到舞台效果,所以我说小说中的“对话”比剧本中的“对话”更难。还要考虑更多。也就是说,它是真实的、生动的、不浪费的……并且尽可能接近普通的口头表达。

方言用法:我对小说中的方言用法有两种看法:

一.对话。

第二,描述事物。

前者,为了显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方人民的特殊性和习语,使用方言。然而,它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并且不应该再次使用,因为一部作品的作者不能指定它应该只被某个国家、国家或地方的人民阅读,尽管他可以为谁说。在这种情况下,太多的方言会伤害读者的感情,印象也会被打破。不仅其他语言的读者会感到困难,同一语系的读者也会感到不便。为了追求一种不可理解的方言,整个情感过程被延迟,不管方言本身是否有价值,这也是有害的。写作的目的是传达人们的感受,而不是方言。文章中方言的使用只不过是为了增加这种交流的底层效果。如果使用太多方言,就会成为障碍。最好少用。我在这里说“少用”,因为我们在这里长大,必须用方言和民族语言写作,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少用。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地消除它,而不是宣传它……将来,我们不仅要消除“方言”,还要用人类的共同语言来写作。-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然而,事实是,在世界上,人类的情感受到语言的阻碍,这间接地和直接地延迟了人类的痛苦。

“底层的书是人类生活的记录,而不是方言词典”。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民族的珍贵作品。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为了语言而充分享受和理解它。

后者——描述事物——我绝对不提倡方言。尽可能使用普通文学中的通用语言或通用口语。为了准确地描绘一件事,即使它很难也没关系。当然,“假装困难”是另一回事。

D.拉丁字符的应用:我更喜欢在任何描述声音的地方使用拉丁字母,尤其是在没有词可以表达的对话中。这是准确的。至于完全用拉丁文写作或把汉字和拉丁文结合起来——例如,用拉丁文对话,用汉字作其他用途——我也同意。然而,我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将来可能会尝试它。

我可能同意以上的一些意见,有些人可能说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或者干脆反对...这也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早上七点二十六分。

第二部是萧军署名的《三个故事》,出版于1939年《渐康双月刊》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1日)。《渐康双月刊》是谢刘一编辑的抗日宣传刊物。它于1939年在贵阳成立。《全集》中有一篇文章叫做《第四个故事》。我想知道这是否与这篇丢失的文章有关。

丢失的文章是萧军1938年在四川大学纪念12月9日运动的演讲,该演讲被推迟了近4个月。萧军在《三个故事》中说,“我原本打算讲四个故事”和“第四个故事因为时间限制没有继续。这个故事是中国的真实故事,它发生在去年的武汉。我将来有时间的时候会写出来的。”《第四个故事》讲述了萧军在1937年12月11日被“治疗”并进入武汉警察局的故事。它最初发表于1938年12月的《新民日报新民谈话》(全文没有具体的发表日期)。后来改名为《请客的故事》(The Story of" Treat),并于1948年发表在《小说(香港)》第1卷第2期,萧军的日记记录于1938年12月16日:“1938年12月9日那天,我在警方限制的十分钟内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讲了三个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我写了《第四个故事》,没有经过检查就寄出去了。我担心可能会有问题,结果仍然是安全的。“由此可以看出,第四个故事出版时间晚于演讲时间,应该在1938年12月16日之前出版,比三个故事的出版时间早。此外,日记没有记录“三个故事”的出版。

此外,《三个故事》中的“第三个故事”在《全集》中也有类似的文章。一部是1938年9月写的《他也在工作》,另一部是1946年1月写的《蹲在角底的苍蝇》。萧军在1978年9月回忆时曾说过,“我非常喜欢这个小故事。我不记得这些年来,无论是在谈话还是写作中,我都引用过几次。”

(作者: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鲍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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